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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动态】
省委九届三次全会在郑举行
【声 音】
郭声琨：珍惜事业舞台，创造一流业绩
【形势瞭望】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四大风险
【班子建设】
从政者，当倡“三重”
【国企研究】
国企“舆论偏见”背后
深化国企改革要避免误入歧途
【管理探讨】
文化，企业的最终角逐
【他山之石】
华为：天道酬勤
【高层动态】
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中原经济区建设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省委九届三次全会在郑举行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全会对13名正市厅级干部人选进行了酝酿和票决。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卢展工在全会结束时作了讲话。
卢展工指出，今年是我们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指导意见》、全面实施中原经济区战略的起始之年。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我国发展出现新情况新变化，推动河南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我们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党中央、国务院对河南发展高度重视。今年以来，已有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调研、参加审议、批示对河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吴邦国委员长在视察我省时，要求我们抓住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重要机遇，走出一条“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在支撑中部地区崛起和服务全国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温家宝总理在我省调研时，希望河南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在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确保粮食的持续稳产增产。习近平副主席在《兰考县工作情况汇报》上作出重要批示，希望我们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用领导方式转变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以推动科学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贺国强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一方面对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希望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更加注重党风廉政建设，把风气搞正。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河南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对我们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是极大鼓舞和有力鞭策。同时，近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了《集中精力把两会精神贯彻好》、《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正确决定》等一系列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全面阐释中央精神，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科学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充分表达了我们党保持自身先进性纯洁性的决心和信心，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决心和信心。这些文章的发表，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有利于澄清事实、廓清思路，有利于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有利于维护法纪、维护团结，对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好中央精神，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努力把河南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不辜负中央对河南的期望。
第二，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前不久，我们认真传达学习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果断决策，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和对王立军事件依法处置，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负责，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定维护，充分体现了中央依据事实、尊重法治的精神，完全符合我们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彰显了我们党坚定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宗旨信念。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大是大非上头脑清醒，在路线原则上立场坚定，把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上来。
第三，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关键在做。
一是坚持按照中央要求，把握好全省工作总基调。去年年底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按照中央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要求，提出了我省持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总基调主要体现的是持续性。对地方来讲，持续就是关键在做，持续求进就是更多地立足于求，以持续来求进。有求才有进，有进才能体现持续。
二是结合河南实际，持续做好几项工作。一要持续把握河南的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指导意见》，把握好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就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和现代农业基地、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示范区、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板块、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二要持续实施河南的发展战略。省人大按照省委全会提出的《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通过了《河南省建设中原经济区纲要》，省政府正在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衔接编制中原经济区建设规划。各地要坚持从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做起，把已经开展的工作做好，把中原经济区战略实施好。三要持续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发展路子。建设中原经济区，核心任务是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持续探索这样一条发展路子，是坚持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在河南实践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国务院和河南亿万人民的嘱托和期盼，是破解发展难题、应对倒逼压力的必然选择，是从根本上着力民生、谋划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河南人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展实践中创造的重大成果，是河南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智慧的结晶与心血汗水的创造，是河南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各级领导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走好这条路子，核心是发展，本质是为民，关键是协调，切入点是新型城镇化引领特别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四要持续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说到底是新形势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精髓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的具体体现，起到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统一认识、清醒忧患、遵循规律、形成合力的作用。这一学习交流和创新实践，把河南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级党委、政府、广大干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一学习实践中。五要持续以务实发展树立起务实河南的形象。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坚持“三具两基一抓手”的工作方法，坚持学明白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的工作要求，说到做到、说好做好，以务实发展树立起务实河南的形象。河南形象的提升在于自己怎么干，自己怎么干决定别人怎么看，自己怎么干才能决定人民群众怎么看；领导干部形象的提升在于自己怎么干，领导干部怎么干才能决定人民群众怎么看。
三是持续保持比较好的发展趋势发展态势发展气势。要持续经济发展好的形势。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施，着力解决发展中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全省经济运行总体保持了比较好的趋势、好的态势和好的气势，实现了好的开局。但越是顺畅的时候越是要注意增强忧患意识，越是要注意看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是要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努力破解发展中长远的重大问题和现实的具体问题的制约和困难。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正确的导向。我们要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营造积极向上的、正气正义的、凸显主题主流的导向和氛围，形成共谋发展、共促和谐的力量。特别要注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注意宣传发展中好的经验好的典型，以典型宣传的实际成效更好地鼓舞人、引导人、教育人。特别要注意人民内部一些突出矛盾的化解，从实际出发研究一些突出问题的破解。特别要注意党风廉政建设和选人用人的公正导向和正气氛围。特别要注意认真组织好市县乡（镇）人大、政府、政协换届工作，把注意力引导到谋划工作谋划发展上来；要严格领导干部的选配、选拔和任用；要切实加强领导，真正使换届成为一个过程、成为一种持续、成为一种凝聚、成为一种形象，真正为河南的发展提供好的环境和保障。
卢展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要保持政治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坚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提高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坚定信念、坚定立场，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按照中央要求把我们的工作做好，做到对国家负责、对河南负责、对人民负责。
卢展工最后强调，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实际成效，以科学发展、为民惠民的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声 音】
郭声琨：珍惜事业舞台，创造一流业绩
一是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要更加注重加强理论学习,更加注重增强政治意识，发自内心地把党的政治理论、政治路线、政治主张转化为个人的政治态度，转化为个人的自觉行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关键时刻和大是大非问题上，始终做到头脑不迷糊、认识不模糊、态度不暧昧、立场不动摇，不为杂音噪音所扰，不为传闻谣言所惑，自觉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贯彻落实中央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二是用脑用心用力服务富民强桂新跨越。要自觉增强为加快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而奋斗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强烈的群众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心中。要把新岗位当作展现才华、建功立业的新平台，倍加珍惜组织的厚爱，倍加珍惜人民的重托，倍加珍惜自己的庄严承诺，倍加珍惜全新的工作岗位。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找准服务富民强桂新跨越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用脑用心用力地做好工作，解放思想、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敢闯新路、敢抓善成，追求卓越、争创一流，在新的岗位上为加快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创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成果。
三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自觉克服精神懈怠，把个人成长与组织的要求、人民的期盼有机统一起来，把人生追求定位在干事创业上，立志干大事而不要立志做大官。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有利于发展的事情，就要想方设法做好做实，对人民群众负责。要始终保持对工作、对事业的激情，保持对工作、对事业的冲劲，时时刻刻做到“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奋发有为，不断干出新业绩，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回报组织和人民的厚爱。
四是与时俱进提升能力素质。要对个人有正确认识，警惕因为职务升迁而出现“能力不足”的问题，常怀能力不足之忧，常怀能力不足之惧，结合新岗位的工作需要，不断加强学习，及时“补课充电”，勤读理论之书，勤读实践之书，兼收并蓄，充实自己，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干得更实。要加强人格修养，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自觉抵制不正之风，更好地适应新岗位的工作需要，努力创造一流业绩。
五是倍加珍惜领导班子的团结。进入新班子后，要找准定位，主动融入新团体、新团队，营造团结共事、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好局面。要坚决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到常想团结的大局、常说团结的话、常做团结的事、常尽团结的责。要坚决维护领导班子的权威，小我服从大我，个人服从组织，绝不能搞亲亲疏疏、拉拉扯扯，绝不能搞自由主义，发出“两种声音”。要有容人谅人的气量，有求同存异的胸怀，把个人的得失看得淡一些，公正处事，平等待人，遇事多通气、多商量、多宽容，与班子成员做到合心、合力、合拍。
六是始终坚守廉洁自律的从政底线。优秀的干部，不仅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而且不出事。权力是把“双刃剑”，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要正确对待权位、名利和得失，常修为政之德，常怀感恩之情，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以廉养心，以苦励志，以俭修身，以慎施政，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做一个有为有用、身心健康的优秀干部。
——2012年5月4日下午，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声琨与公推差选新任领导干部进行集体谈话时指出
【形势瞭望】
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四大风险
2012年5月7日 董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近日发布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报”）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问题；二是外汇占款问题；三是信贷增速问题；四是房地产调整问题。
产能过剩是指以固定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投入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的最佳产出，超过了由市场需求决定的实际产量的一种状态。过去十数年来，我国投资高增长在拉动经济当期增长的同时，也使产能急剧扩张，为以后产能过剩埋下隐患。如今，这一隐患正在逐渐浮现，尤其体现在一些行业产品价格大跌，效益大幅滑波中。
去年至今，随着经济回落、需求萎缩，部分行业价格大幅下跌，以钢材、水泥、铁矿石、煤炭等最为典型。有关研究表明，2011年中国国内粗钢需求量约为6.60亿吨，而国内粗钢产能估计高达7.70亿吨，产能过剩导致铁矿石和钢材价格不断下跌，导致工业效益不断下滑，工业企业利润由2011年年初的增长35%左右一路下滑到12月的25%，如果剔除垄断性行业的巨额利润，其他行业利润增幅则更慢，有些行业甚至为负增长。
研报负责人黄志强表示，从微观层面看，产能过剩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工和产能利用不足，造成经济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从宏观层面来看，许多行业产能过剩，将导致物价总水平明显下降，形成很强的通缩压力；将使企业投资预期和居民消费预期下降，经济增长面临越来越明显的下调压力；将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金融风险加大。
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我国新增外汇占款1409亿元，但2月份增量又再次下降为251亿元，市场对2012年外汇占款的规模增长非常关注。一般预计，今年外汇占款增长规模在2万亿元左右，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年均3万亿元的水平。在去年第4季度，外汇占款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黄志强认为外汇占款的产生和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以及汇率机制关系密切。一方面，多年的贸易和FDI(对外直接投资)双顺差导致外汇流入规模持续增加，企业不断将外汇出售给商业银行以换取人民币，商业银行又不得不将大量外汇出售给人民银行；另一方面，自1994年汇改至今，我国始终坚持在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渐进升值的方针。不过，大规模顺差导致市场对人民币一直存在升值预期，国际资本不断涌入国内市场。为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央行不得不购买外汇进行对冲。
我国的外汇占款增速在2003年开始快速上升，到2009年之前一直维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截至2011年，我国外汇占款规模达25万亿元，比10年前增长了近17倍。
研报指出，短期看，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2月我国贸易逆差高达315亿美元，是此前最大贸易逆差的4倍。从长期看，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国的出口历史表明，一国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很难超过3%，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也很难超过10%。目前我国出口占全球GDP比重达到2.8%左右，占全球出口比重接近10%，已经触及天花板，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的基础已经在发生改变。
2012年第1季度，受经济增速、信贷紧缩和限购政策等多重因素的作用，“量价齐跌”。具体而言，今年1～2月，从销售量上看，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700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0%，商品房销售额4145亿元，同比下降20.9%，较2011年累计增速分别下降了18.9个百分点和19.9个百分点，累计增速更是首次由2009年以来的“正增长”转为“负增长”。2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和同比增长下降的城市都在显著增加。
然而，从2月份中、下旬开始，在刚性需求逐渐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多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呈现“量涨价跌”的回暖苗头。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积出现回升，但销售价格持续回落。这符合政府的调控预期，同时也表明房地产市场正步入理性回归的调整阶段。
从资金来源看，2012年1～2月，房地产资金来源为1.4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速16.2%，较2011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为3116亿元，累计同比增长16.3%，较去年同期增加8.6个百分点，个人按揭贷款1296为亿元，同比增长1.2%。
研报认为，国内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小幅增长，一方面，受益于金融机构加大对保障性住房投资和首套住房需求的信贷支持，房地产企业资金链紧张局面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也佐证了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使得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所增长。
从房地产投资看，2012年1～2月房地产投资为5431亿元，累计增速27.8%，较2011年累计同比增速仅下降0.1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回落速度小于预期，其原因是：首先，房地产资金来源，尤其是国内贷款依然保持较好的增长，导致企业并未因资金困境而大幅度压缩投资；其次，保障房投资对商品性住房的投资替代作用正在显现，导致房地产投资依然保持较快增速。
黄志强表示，尽管房地产市场已步入“量涨价跌”的良性调整和自我修复阶段，但是，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居民的首套普通住房需求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同时，房价仍然远超居民支付能力，住房供求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引起房价非理性上涨的制度因素依然没有消除。
研报认为，2012年第2季度，随着“刚性需求”的进一步释放、政策面的暂时平缓、金融支持作用加强等多重因素的作用，房地产市场将由“量价齐跌”阶段转向“量涨价滞”或“量价微涨”阶段，房地产市场将进一步回暖。
首先，资金面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促使房地产的供应和需求都会有所放大；其次，2012年2月以来，金融机构加大了对刚性需求购房者的信贷支持力度，主要体现在提高了首套房贷优惠利率，因此，“刚性需求”必将进一步释放，房地产成交量必将有所放大；再者，由于成交量的放大，必将推动成交价格攀升，但是由于成交量主要来自刚性需求且成交量不是大幅攀升，因此价格可能只是微幅上升。第3季度后由于库存的集中释放，仍将进入“量价齐跌”的下行通道，也就是说2012年将保持震荡下行态势。
另外，研报指出，当前信贷规模总量偏低将造成工业生产和固定投资减少，宏观经济减速风险加大。为稳定增长，货币政策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显著增大。
【班子建设】
从政者，当倡“三重”
2012年5月2日 陈春江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近日，中央有关单位公布了20起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环节典型案件，一批领导干部受到了查处。纵观这些案件以及近年来屡发的工程质量、产权交易和选人用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从领导干部这个层面看，有的缺乏责任意识、滥用决策权，有的搞家长制作风、独断专行，有的不明就里、受制于人。其中既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作风不正，也暴露其党性不强和能力不足问题。要避免类似问题发生，领导干部必须倡导重责任树正气，重学习增底气，重团结聚人气。
重责任树正气。大量惨痛教训表明，如果一个单位工作有失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主体的责任缺失。领导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权力和责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把权力当作责任，还是把责任当作权力，是检验领导干部执政为公还是执政为私的试金石。像焦裕禄、孔繁森、王瑛那样把权力当作责任，牢记“责任重于泰山”，就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反之，那些把责任当作权力的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权力就成了他们谋私的工具。重责任，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经常反思：党组织选择了我们，我们干了什么？人民选择了我们，我们回报了什么？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留下了什么？想通了这几个为什么，就会保持平常之心、平淡之欲、平实之风，以高度的责任感讲党性、树正气。
重学习增底气。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抓发展有思路、有点子，干工作有魄力、有办法，促和谐有举措、有成效，必须重视政治和业务学习。重学习，要善于从高度、深度和速度这三个维度下功夫，努力增强执政底气。所谓“高度”，就是政治上站位要高。要学会用政治家的眼光分析问题，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深度”，就是业务根基要深。根深才能叶茂，厚积才能薄发。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不断丰富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争当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所谓“速度”，就是提高本领要快。“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对学习新知识，慢了不行，停下来更不行，要有“本领恐慌”意识，增强紧迫感，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重团结聚人气。领导干部能否讲团结，特别是能否团结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不仅检验其能力、境界，还考验其智慧。许多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一个单位能否形成良好的风气，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注重团结。只有重团结，才能凝聚力量，防止决策失误。重团结，一方面要善于包容不同意见。这既是一种气度，思想的气度、境界的气度、精神的气度；也是一种大度，是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是海阔天空的容人雅量；更是一种厚度，是深厚的底蕴、深邃的眼光、深刻的见识。另一方面，重团结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当好好先生，搞好人主义。同志间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这才是最大的不团结。大家在一起共事，要力求做到：既是近距离又是等距离，既平等待人又一视同仁，既团结共事又创业干事。
领导干部重责任树正气，重学习增底气，重团结聚人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为因果。重责任是前提，重学习是动力，重团结是保障。只有重责任，才会勤学习，强修养；只有重学习，才会敢担当、顾大局；只有重团结，才会促和谐、谋发展。
【国企研究】
国企“舆论偏见”背后
2012年5月1日 来源：《瞭望》杂志
当代国家间的竞争，在经济层面的直接表现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国的国有企业似乎正经历着“冰火两重天”。
在事业发展上，国有企业近年来一直阔步前行。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世界企业500强中，共有59家国企榜上有名，其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更是位列前十。需要强调的是，这59家国企中，当年新增的超过10家，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
尤其是作为国企核心的中央企业，表现出更充分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十一五”期间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即使是在最困难的2008年，中央企业利润同比虽下降30.8%，但上交税金不降反升，达到10426亿元，同比增长18.6%，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17%，成为社会事业的支撑力量。
然而与国企贡献没有同步的是，一些声音在评价国企时，往往想到的却是垄断暴利、高薪低效、腐败浪费、与民争利这样的“负面”词汇。
“尤其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伴随着国有企业的集体崛起，对‘国企凶猛’的批评指责之声纷至沓来、不绝于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斌如此表示。
在另外一些场合，国企在一些舆论中似乎成为“落后”的代名词。
在全球经济大潮中纵横捭阖、风生水起的中国国有企业为何成为社会舆论中的“弱势群体”？
“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有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又是国有企业与公众之间日益密切关系的反映；同时，这也是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国内非公有制企业均是市场竞争主体而难免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反映。”采访中，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给出了这样的分析。
不可否认，今日之国企，自身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化改革的问题，但用过于苛刻的言辞来形容这些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不免有失公允。无论从承担公共责任还是从国有企业作为经营主体的进步来讲，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以及自身所取得的进步都有目共睹。
用中国的尺子衡量国企
虽然中国社科院已经连续多年在其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表示，国企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但有些声音一直不肯承认这一事实。
采访中，当记者提到这一现象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教授感到有些无奈，“不但上榜的国企被质疑，甚至连发布报告的社科院都受到牵连。在一些人眼中，只要是给国企说好话的就一定有问题。”
这样明显的偏见近年来屡见不鲜。对此，有人认为是时常传出的有关国企的负面消息，给外界的一些人提供了口实。
“问题在于，哪个企业没有些负面新闻呢，为什么总是国企在挨骂？”该教授反问，“退一步说，如果这些言论真是出于完善国企发展而提出的善意批判和建议，当然也很欢迎。可现在一些人一提到国企，只有诋毁甚至是谩骂，缺乏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乃至连国企的正面消息都不肯承认。”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采访中，许保利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中企业所具有的一般属性，又有不同于其他一般企业的特殊属性，比如承担的公益责任等。”他感慨道，这使得国企很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就如同公众和媒体对于明星具有强烈的关注欲望、更高的要求和道德期望一样，国企这样的‘经济明星’同样容易受到社会严格甚至苛刻的审视。”许保利认为，因此发生在国企身上的很多舆论热点，尤其是负面消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久而久之会让不少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不过杨斌并不认为答案如此简单。
“一些将西方经济理论视为绝对真理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他向记者谈到，“有的人往往将国企视为市场经济中的‘异类’，偏颇地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的残留物，只有彻底‘消灭’国企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有的人眼里，国企发展究竟是好是坏并不重要，只要存在就是一个错误。”
杨斌认为西方的某些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适用。同时，应该注意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全球推行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背后的用心。
国企成为跨国公司强劲对手
在今年的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公开谈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补贴和扭曲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非常有害。”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此前也在纽约表示，美国希望全球商务领域能够实现“竞争中立”。对此，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直言不讳地指出，“竞争中立”原则主要针对中国，“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近年来凭借政府支持，实力大增，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对美国企业构成巨大挑战”。
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许是真的让美国人感到“芒刺在背”，要不然美国的政府高官们不会如此密集地讨论这一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显露出了更多的担忧和不满，遏制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并且已经开始行动。”采访中，上述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谈到。
“这并非什么新鲜现象，只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感受到的压力更大，促使他们要在这一方面下更大的力气。”杨斌谈到，多年来，欧美等国的跨国公司，一直力图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商品的销售市场、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来源，使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服务于甚至服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的需求。
然而在中国，他们的这一愿望很可能会落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国有企业实力的提升，为中国经济打造了一道抵御外部大的冲击的防波堤。
“许多国有企业不仅跻身世界500强，还通过商品贸易、对外投资、资源收购等方式，开始在境外市场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美欧等跨国公司的强劲对手，打乱了跨国公司的发展布局和扩张步伐，对其利益最大化构成了直接挑战。”在杨斌看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作为中国经济中流砥柱的国有企业变成外部集中攻击的对象“只是时间问题”。
他分析，在这些攻击手段当中，除了利用国际组织规则、双边和多边机制以及国内法等制度手段来加以制约之外，深谙舆论战之要的欧美发达国家自然不会忘记通过各种手段来诋毁以至污化中国的国有企业。
“确实存在一种现象，就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开始通过跨国媒介，借各种个案负面事件渲染、突出我国国有企业的阴暗面或弊端，以从‘软实力’上削弱后者的竞争力，破坏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采访中，一位国企高管向记者表示。
“此类言论往往精心策划、精选时机，因而极易误导人们对国有企业的看法。”中国人民大学的上述教授也持有类似观点。
在今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登的一篇题为《美国对中国公司发动攻势》的文章中，作者颇有心得地表示，“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
虽然经济层面的解析已经充分，可杨斌认为，背后的真实目的可能还不止于此。
有专家认为，当前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倒中国国有企业”的思潮，实质上是以经济理由为借口鼓吹彻底消灭国有企业，以实现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目的。
坚持做大做强不动摇
“重大问题绝不能含糊，国企一定要坚持做大做强。”采访中，杨斌一再说，“不是‘要不要保留’的问题，而是‘必须保留，如何搞好’的问题。”他谈到，当代国家间的竞争，在经济层面的直接表现就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因此，在关系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既是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也是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
“特别是其中的大型骨干国有企业，是维护国家经济、科技、国防安全的基础，是国家财政收入和民生建设的支撑，是以自主创新支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经济基础。”他说。
对于做大做强国企的重要意义，国情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有一段论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有企业，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在南北竞争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独占、主导、垄断的前提下，你只能培养自己的500强航母，而不是摧毁它。
胡鞍钢说，国有企业可能因为老体制生锈了，可以给它除除锈，改革机制，卸掉包袱，让它向新型企业转变，但绝对不能把它变成私营企业。俄罗斯当年全部私有化，导致列宁称之为“国家脊梁”的国有企业都没有了。中国则是“抓大放小”，保证了国家安全的完整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脊梁真正培养起来。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的观点同样很明确。他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有企业仍将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关键性地位。而且，既然中国需要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其他类型的企业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国有企业就一定要办成真正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他相信，这些国有企业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积极的力量之一，并且，能够有效发挥宏观经济控制力的作用。
此外，他还特别强调，鉴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国有企业在我国将占有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更高的比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做强做大，是现代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向跨国公司看齐，把国有企业培养成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有控制力的、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杨斌最后表示。
深化国企改革要避免误入歧途
2012年4月24日 易涤非 来源：《红旗文稿》
经过长期不懈奋斗和改革，中国的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其中的佼佼者已进入世界500强之列，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自主的重要力量。作为当代重要的经济组织之一，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缺点，自然不足为奇。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对症下药，从而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为强国富民服务。当前，对国有企业多有质疑，常见的观点主要有：（1）产权不明晰，导致效益低下，并指责近年来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不过是一种垄断暴利；（2）国有企业的所谓垄断利润，被国有企业独享甚至被内部人瓜分，国有企业员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3）国有企业存在种种腐败现象；（4）国有企业的壮大，造成了“国进民退”的后果，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这些质疑观点，要引起高度重视，并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以避免误导国有企业的改革。
一、为什么说国有制不影响企业产权明晰
有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名义上全民所有，但实际上谁也不把它当成自己的企业，谁也没有意愿把它管理好、经营好，只能通过私有化，才能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这种论调其实大谬特谬。
在西方国家，私人企业多采用以出资额履行契约的有限责任制度，从而使投资人避免因投资或经营失败被迫承担无限责任的巨大风险。企业成为人格化的法人，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它们以自身资本为限、自主对外开展经营活动。很明显，法人制度的确立，即意味着企业产权的明晰。按照我国目前的企业法律制度，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法人，其产权边界同样明晰无误。正如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一样，企业是国有还是私有，并不影响其产权的明晰程度。任一家国有企业能够也只能以自身资本为限承担法律责任，并开展各种经营活动，这一点同私有企业并没有差别。至于有人说，企业的国有制会导致其经营管理人员不负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履行“委托－代理”关系的信托责任。
某一政府职能部门受国家委托，监督管理国有企业经营活动，这与受托从事经济调控、市场管理、社会服务的其他政府部门并无二样，如果后一种委托的有效性、合理性不容置疑，那么前一类委托同样顺理成章。至于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受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严格说来，这种信托责任与私有企业股东委托经理人员经营管理企业也没有实质差别。从实践来说，这种信托责任履行的优劣，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正像私有企业可能因雇佣无良经理人员而致使企业利益、股东利益受损一样，国有企业也无法回避这一风险。因此，严格信托责任，追究经理人员相应的失职渎职行为，是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要长抓不懈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国家监管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西方国家，私有化并非为了明晰产权，企业的国有化和私有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政策工具。二战结束后，为了克服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英、法、德等国纷纷推行私有企业国有化，利用国家力量恢复经济，并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年代。到1970—1980年代，为摆脱财政困难，欧美不少国家则反过来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大量国有企业私有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又通过国有化来帮助企业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交替使用国有化、私有化的政策工具，实质上在履行两大职能：一是利用国有化，使国家力量援助、拯救陷入困境的私有资本；二是通过将赢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私有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占有和掠夺国库资源开启方便之门。这两种职能的交替实现，使国家资源服务于私有资本积累的要求。此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践表明，私有化对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并不显著，其中不乏英国铁路私有化改革失败等案例。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炮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拉美、东欧、苏联、东亚、非洲的很多国家开始推行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少有成功的范例。上述国家即使有过短暂的繁荣，但随即而来的却是剧烈的经济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动荡。像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改革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国有企业，将大量企业出售给国际垄断资本，但并未促进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二、怎样让老百姓共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
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曾指出，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相结合，才取得节节胜利。“重商主义”时期的特许公司，正是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结合的典型；今天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也与各母国政府力量密不可分。当人们纷纷指责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国有企业垄断市场的时候，为何不能想想又是谁垄断了全球石油市场呢？难道不是屈指可数的、得到超级大国支持的几个垄断企业吗？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在中国，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监督任何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利润分配、社会贡献等事务（当然这种监督的有效性、便利性均有待加强），并要求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而一旦这些国有企业沦为国际垄断资本操纵的私有企业，不但公众的成果分享权将彻底丧失，而且怕是连监督权也很难保证和有效。
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每年都有大量企业因种种原因被兼并或者破产。可见，视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搞好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只是一种主观臆想。在企业法人制度普遍建立的前提下，各个企业都只有依靠自身资本和能力开展经营活动，并对自身的经营业绩承担后果。可以说，企业经营得好坏，与国有制和私有制关系并不大。中外国有企业中，不乏业绩突出的好企业；而私有企业中，也有大量效益低下的企业。与中国的国有企业相似，今天发达国家的石油、航空、航天产业的各跨国公司，同样获得了政府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的存在基础，与其说取决于企业的所有权，还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对骨干企业的支持，既是各企业极力争夺的结果，又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强调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并不等于说国家、百姓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监督权、成果分享权得到了有效落实。要使我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公众合理分享国有企业的发展成果十分关键。
首先，要大力强化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工作。作为国家出资兴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因而应当像上市公司定期向股民披露信息一样，国有企业应当全面、准确、清晰地定期披露企业经营管理等信息，自觉维护公众对国有企业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
其次，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国有企业发展成果分享制度。一方面，国家应面向所有企业执行统一的税收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利润原则上可以一分为三，即缴入国家财政（如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缴入国有企业发展基金（这一待建立的基金，主要用于高新技术研发和补充国有企业资本金）、国有企业自身合理留存（用于企业发展）。一旦这种合理规范的成果分享制度建立起来，将大大增强国有企业的政治主动权，更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落实国有企业监管部门的责任。要严格国有企业审计制度，相关审计结果应当公之于众。加强监督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履行信托责任情况，追究惩戒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断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情况的考核制度并认真组织实施，并将相关考核结果如实定期公布。此外，政府国资监管部门履行职责的情况，应当接受严格的舆论监督、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涉嫌犯罪的应依法惩处，从而督促国资监管部门更好地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应当进行什么样的反垄断
前些年，某些特殊势力指责国有企业赢利能力低下，唯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效率问题。经过最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国有企业赢利能力明显增强，这些势力又攻击国有企业依仗垄断优势实现盈利。
其实，对于何谓垄断，我国的《反垄断法》有明确规定：“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按照这一标准，国有企业并不一定就是垄断企业，其赢利能力强也未必就是垄断暴利。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除了少数特殊产业外，多数国有企业都面临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通过增强自身的综合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也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改善。
垄断与否，受到产业经济性质的约束。一些网络化经营的企业如电信、电力、铁道、自来水等，往往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在这些自然垄断产业中，各国往往采取企业独家经营、政府管制的方式，以满足社会需要。受益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通信信息技术（包括传输、处理、存贮技术等）的不断突破，电信产业由传统的自然垄断产业演变为一个竞争性日益显著的产业。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效地打破了电信运营业的垄断格局，还为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在其他多数自然垄断产业（例如城市自来水供应）中，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演进；通过人为调整来破除垄断，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历史研究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垄断息息相关。重商主义的特许公司自成立时起，英国、荷兰、法国等各国政府就授予其垄断经营权。德国作为欧洲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一段时间内也广泛默许各种形式的垄断行为，目的在于快速增强德国企业的竞争实力。至于像微软、英特尔等著名的跨国公司，也因为涉嫌垄断而招致执法部门的调查甚至处罚。可见，垄断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从世界范围看，飞机制造业是一个高度垄断的高技术产业。全球使用的民用航空飞机，绝大多数都产自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两家公司。对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垄断格局，美国和欧洲不仅没有反垄断的意思，相反，还通过一系列的支持措施帮助这两家企业增强竞争优势。美国政府曾授予波音公司巨额军机订单，支持它完成了对麦道的兼并；欧洲有关政府曾给予空中客车公司大量补贴，以支持它与波音公司的竞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政府、公众之所以能够容忍这种垄断的存在，原因有三：一是飞机制造业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它关系美国和欧洲的战略利益；二是高技术产业的进步，需要巨额研发资金，过大的竞争压力导致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将使企业无法承受；三是波音和空客两家公司超强的游说能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发展国家在战略产业中没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企业将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产油国，都未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石油化学工业。这些国家原油储量虽然在世界上占比很高，却依然饱受石油供应短缺的困扰；原因就在于全球石油市场处于几个寡头的控制之下。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石油企业处境本已相当困难，如果继续以所谓“反垄断”、支持民营油企等为理由，削弱中国的骨干石油企业，非但不能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降低燃料价格，反而将有利于埃克森、不列颠石油等国际石油寡头清除竞争对手，并方便它们取中国企业的资源、产能、市场和利润而代之。
显然，垄断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又比较复杂，虽然它常常损害公众利益，人们对垄断也少有好感，但要轻易摆脱它的制约并不容易。近年来，中国在深化企业改革中，把破除垄断作为一个优先目标，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尽管垄断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普遍性，但垄断极易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各国一般都反对滥用垄断地位，损害市场公平竞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的《反垄断法》也不例外。
在反垄断的问题上，无论是对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无论是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都应当一视同仁地开展执法活动，积极兴利除弊。一味指责国有企业垄断，要求其退出竞争性产业，而对跨国公司、私有企业的垄断置若罔闻，是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对中国有害无益。这种做法的背后，要么出于对垄断的历史和实质知之不多，要么是以破除垄断为借口，为跨国公司击垮中国国有企业提供舆论支持。
四、“国进民退”是个伪问题
面对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对骨干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刺激国内市场需求，从而避免因出口市场萎缩造成经济滑坡。总体上讲，这些反危机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但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特殊势力以个别产业（如煤炭）或者少数企业被收购、被兼并为借口，批评所谓“国进民退”，惊呼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按照这样的逻辑，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就是改革和进步，国有企业收购经营不善的私营企业就是阻碍和退步。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历史法则，在现实世界中也很难行得通。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也采用国有化的措施，政府直接注资拯救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支柱企业，使政府在这些企业的持股增加。“国进民退”政策，是西方国家抵御金融危机的重要宏观工具。类似的救市行动，欧盟、日本也不乏其例。这与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对各国的要求完全相反。拉美、亚洲、俄罗斯等地的一些国家面对危机，迷信经济自由化的教条，放弃政府干预，结果使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国有企业进行投资，能够迅速进入重点产业、形成新的有效需求。这些需求又有力地刺激了对上下游、中小型企业的采购订货，从而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创造有利条件。以电信业为例，2009年初中央政府发放3G牌照，三家电信运营商当年投入数千亿元资金，建设3G通信基础设施，由此使上游设备制造企业、下游信息服务企业，获得了强有力的需求刺激，动力由此传导给整个产业链。
反危机很难放弃“国进”，因为政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落实，无法脱离骨干企业资源。更何况，骨干企业的发展繁荣，必然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从而为更多的中小企业开拓增长空间。单单一个东风汽车公司，供应商就达到160余家，正所谓“一马当行、万马欢腾”。硬要把“国民共进”说成“国进民退”，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其实，所谓“国进民退”中的“民”，无非是境内外私有资本的代名词而已。当年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即“国退民进”，不仅使本国寡头完成了财富积累的掠夺史，也使很多跨国公司有机会瓜分其资源、市场和利润。但这种改革，往往使人民大众利益受到普遍损害。如果在企业国有体制下，人们在法律上还有权分享企业创造的剩余的话，那么在私有体制下，这一权利在法律上将完全丧失。鼓吹“国退民进”的某些势力，表面看似乎为“民”鼓与呼。但是，由于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少数人固然能够在私有化中获益，而对大量平民来说，削弱甚至摧毁国有企业，对他们并无好处。口口声声反对“国进民退”的某些势力，不过是打着民众的旗号、为少数人劫掠国有财富制造舆论而已。
五、如何看待和解决与国有企业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
把所谓“垄断企业”高收入指为收入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与事实并不相符。首先，部分国有企业的高管收入水平并不能代表国有企业全体雇员的收入状况，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看，现在很多私有企业的高管薪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别。其次，近年来，多数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工资所得，保持了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份额（但也存在很多例外）。而问题是，其他企业（特别是一些所谓“血汗工厂”）中员工工资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这已严重损害了整个劳工阶层的利益。第三，在某些领域，灰色收入居高不下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但此事涉嫌违法犯罪、与腐败问题关系更密，需要通过持续的反腐败努力来解决。
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应当通过完善所得税制度加以解决。具体地说，对就职于不同机构的劳动者，国家都需要按照统一的税制收缴家庭（或者个人）所得税。对于高收入者、超高收入者，可以实施更高的累进税率。之所以需要以税收而不是工资限额作为调整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工具，目的在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如果单单根据机构性质的不同（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设定不同的薪资限制标准，势必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极端扭曲。比如，当只有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资受到严格限制，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却不受限制时，必然会造成国有企业优秀人才外流。时间一长，国有企业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受损。再比如，如果单单对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员工薪资进行限制、而对外资企业网开一面，则势必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企图对特定机构、特定人员薪资水平设限的思路，很难说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合理选择。
历史经验也证明了上述结论。当年韩国朴正熙政府引进外资企业，一方面允许不同企业采用各自的薪资政策，另一方面却通过收缴所得税，有效调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当时的现实是，在韩外资企业开出的薪水远高于韩国本土企业，如果放任自流，则势必使韩国本土企业人才流失、竞争力受损。朴正熙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后，采取了对高收入者实施高所得税政策。此举的效果，使工作在外资企业和韩国企业的劳工，收入差距缩小到10%－20%左右，从而有效缓解了本土企业的人才竞争压力，也避免了收入差距过大。这一明智政策为韩国短时间造就一批世界级企业发挥了良好作用。
当前，大量一线劳动者工资微薄，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出现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太高，而在于非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在企业收益中占比过低。因此，从总体上讲，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所得，较好地保住了在企业收益中的份额，是合理而且应当的，不能强逼国有企业薪资水平向底层看齐。当务之急在于，政府和工会等组织应当推动非国有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在企业收益中的合理占比，避免利润侵蚀工资的状况继续恶化。随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必须让公众分享改革成果。正如邓小平早就预见到的，如果发生两极分化，必然会导致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地区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不断恶化，将无法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
【管理探讨】
文化，企业的最终角逐
2012年5月8日 杨茂 来源：《光明日报》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大体上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价格和质量的竞争；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和专利的竞争；第三个阶段则是制度和标准的竞争。而制度和标准的竞争，常常体现在文化上。当文化与现代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转化为实用性产品的时候，企业常能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说，苹果公司常年坚持创新且没有停留在技术创新层面，而是坚持让创新落地，让创新服务于与众不同的企业文化：“苹果可以不长在树上，苹果就是要另类。”
苹果的企业文化一如苹果的产品，独特而鲜明。苹果的成功在于将现代技术与现代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苹果的每一项技术都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苹果的产品却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苹果公司把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深深地印在每一件产品之中，从而使苹果公司的产品有了文化的魅力。
当文化成为竞争主要元素的时候，制度和标准就成为竞争的优势，而这时批量生产非但不是企业的优势，反而成为企业的劣势。柯达公司作为现代感光胶片生产企业，非常重视技术的开发和储备。柯达公司组织大批科研人员开发数字照相技术，并且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照相机。但令人遗憾的是，柯达公司为了确保自己在传统感光胶片生产企业的龙头老大地位，人为地搁置了数字照相专利技术，从而导致其他企业后来居上。等到柯达公司准备转型的时候，才猛然发现，庞大的技术投入以及割舍不掉的胶片销售市场，已经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企业要想迎头赶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技术和市场非但没有赚取未来，反而输在了现在。反观苹果公司，苹果没有独到的技术发明，但是它的产品却让人爱不释手，这为它赢得了当下，甚至未来，每一款还在襁褓中的苹果产品都会引发市场的期待，用户在使用苹果产品的同时，感知并认同苹果的文化。
由此可见，企业之间最终的角逐，不是资本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
如果把企业比喻成人的话，那么企业文化就好比人的个性。而每个人的命运是由他的个性所决定的，企业也不例外。目前，中国的许多企业注重的只是企业的效益、营业额等，而企业文化建设则完全是一片空白，更有一些企业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一种摆设。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一些先进企业的文化建设已经非常有体系。以联想为例，近30年前，联想在中科院的一间小平房里成立，11个科技人员靠中科院计算所20万元投资起家。面对着关系到生存的竞争压力，联想人充满了创业的决心，也充满了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那时侯联想人常说的是“要把5％的可能变成100％的现实。”这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定的创业文化。
中国一批创业型企业家，非常注重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企业文化建设目标。可以说，以联想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成长史就是企业文化的建设史。
如今，联想的业绩在节节上升。在以色列的大楼、日本的火车站甚至俄罗斯的冬宫对面，到处都是联想标志。去年，联想已超过戴尔，成为全球第二大电脑商。
“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主张团队作战，这是华为企业文化的一大特点。华为的企业文化平台粘合员工团结合作，走群体奋斗的道路。没有责任心，不善于合作，不能群体奋斗的人，等于丧失了在华为进步的机会。
由此，我们看出，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说，虽然表面看起来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资金的多少、技术的高低、优质的产品、完善的服务、精明的决策，往往依托于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组织系统，它具有自我内聚、自我改造、自我调控、自我完善、自我延续等独特的功能。企业文化通过改变员工的旧有价值观念，培育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成员与组织之间的依存关系，使个人行为、思想、感情、信念、习惯与整个组织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相对稳固的文化氛围，凝聚成一种合力与整体趋向，以此激发出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为达成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另一方面，企业文化不断完善深化。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就会持续推动企业本身的发展。
因此，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应亲自挽起袖子来抓企业文化建设。然而，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任何能够撼动人心的东西均非朝夕之功，那么究竟如何建设企业文化呢？如何让所有员工的意识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而且是朝着健康的方向。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求于细微处提炼精神，于繁琐中汲取精华，积年累月，常抓不懈。
树立法治理念，是建设企业文化的第一步。要走出企业文化建设和法治建设“两张皮”的误区，牢固树立依法治企的法治观念，处理好企业精神、法律制度、企业规范和企业形象四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企业精神是核心，法律制度是基准，企业规范是依托，企业形象是载体。它们相互结合，融会贯通，共同形成完整的现代企业文化。
其次，企业文化应随着环境变化而相应作出调整。企业领导人应树立权变的观点，密切注视环境的变化，以推进文化演变。市场竞争瞬息万变，企业竞争的对手在变，技术在变，需求在变，时代也在变，谁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谁就将是下一个“柯达”。
第三，强烈而和谐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企业应有鲜明价值观，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有强烈的信念。和谐，一指达到内部的和谐；二指与外部环境的协调。
第四，成功的公司也注重激励员工，将人视为最宝贵的资源，力图将人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经营在于人，还要求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上下一心，团结一致。例如，《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前夕，当大多数企业都还在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困惑的时候，上海西门子公司却主动将员工劳动合同转为全员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顺应了法制发展方向，抢先占领了人才竞争的制高点。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法学院）
【他山之石】
按： 2012年4月23日，华为发布了2011年年报。年报显示，华为2011年销售收入达2039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1.7%；净利润实现116亿人民币，延续了长期保持的快速稳健的增长态势。华为公司作为一家被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著名企业，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借得学习借鉴。华为公司曾经在2006年发表过一篇《天道酬勤》文章，对华为的企业文化特别是艰苦奋斗精神进行了论述，现在读来仍然能感受到其鲜活的思想力量和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精神。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如何积极应对市场挑战和市场变化，如何精简节约、控制成本，重新阅读此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将该文章编选如下，作学习参考。
华为：天道酬勤
华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我们已经连续数年大量招收新员工，壮大队伍。新员工进入华为，第一眼看到的、处处感受到的就是华为的艰苦奋斗。一些人对此感到不理解 。他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华为为什么要艰苦奋斗？回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另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华为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华为将来靠什么活下去？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不奋斗，华为就没有出路
世间管理比较复杂困难的是工业，而工业中最难管理的是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有别于传统产业的发展规律，它技术更替、产业变化迅速，同时，没有太多可以制约它的自然因素。例如汽车产业的发展，受钢铁、石油资源以及道路建设的制约。而用于电子工业的生产原料是取之不尽的河沙、软件代码、数学逻辑。正是这一规律，使得信息产业的竞争要比传统产业更激烈，淘汰更无情，后退就意味着消亡。要在这个产业中生存，只有不断创新和艰苦奋斗。而创新也需要奋斗，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华为由于幼稚不幸地进入了信息产业，我们又不幸学习了电子工程，随着潮流的波逐，被逼上了不归路。创业者和继承者都在消蚀着自己，为企业生存与发展顽强奋斗，丝毫不敢懈怠！一天不进步，就可能出局；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业界巨头，这是严酷的事实。
华为在IT泡沫破灭后侥幸活下来，其实是我们当时的落后救了我们，落后让我们没能力盲目地追赶技术驱动的潮流。而现在西方公司已经调整过来，不再盲目地追求技术创新，而是转变为基于客户需求导向的创新，我们再落后就死无葬身之地。信息产业正逐步转变为低毛利率、规模化的传统产业。电信设备厂商已进行和将进行的兼并、整合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华为相对还很弱小，面临更艰难的困境。要生存和发展，没有灵丹妙药，只能用在别人看来很“傻”的办法，就是艰苦奋斗。华为不战则亡，没有退路，只有奋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有一篇文章叫《不眠的硅谷》，讲述了美国高科技企业集中地硅谷的艰苦奋斗情形，无数硅谷人与时间赛跑，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成就了硅谷的繁荣，也引领了整个电子产业的节奏。华为也是无数的优秀儿女贡献了青春和热血，才形成今天的基础。创业初期，我们的研发部从五、六个开发人员开始，在没有资源、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秉承六十年代“两弹一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忘我工作、拼搏奉献的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为榜样，大家以勤补拙，刻苦攻关，夜以继日地钻研技术方案，开发、验证、测试产品设备……，没有假日和周末，更没有白天和夜晚，累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来接着干，这就是华为“垫子文化”的起源。虽然今天垫子已只是用来午休，但创业初期形成的“垫子文化”记载的老一代华为人的奋斗和拼搏，是我们需要传承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已经很大了、成功了。有人认为创业时期形成的“垫子文化”、奋斗文化已经不合适了，可以放松一些，可以按部就班，这是危险的。繁荣的背后，都充满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来”，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启示。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当然，奋斗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艰苦奋斗，时刻保持危机感，面对成绩保持清醒头脑，不骄不躁。
艰苦奋斗是华为文化的魂，是华为文化的主旋律，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外界的误解或质疑动摇我们的奋斗文化，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而丢掉了我们的根本——艰苦奋斗。
2、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同付出和艰苦奋斗铸就了华为
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成长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与荆棘。选择了这条道路的人生注定艰辛与劳碌，同时也更有价值。
在中国，在高技术领域做一个国际化的企业、开拓全球市场，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摸索，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在残酷的竞争中学习；
在中国，做一个以几万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企业，竞争又是全球范围和世界级水平，我们没有任何成功的实践可以借鉴；
在中国，做一个企业，竞争对手是全球各发达国家的世界级巨子，他们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积累，有欧美数百年以来发展形成的工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有世界发达国家的商业底蕴和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基础，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研发体系，有雄厚的资金和全球著名的品牌，有深厚的市场地位和客户基础，有世界级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经验，有覆盖全球客户的庞大的营销和服务网络。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面对如此的技术及市场壁垒，在中国，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华为没有背景，也不拥有任何稀缺的资源，更没有什么可依赖的，除了励精图治、开放心胸、自力更生，我们还有什么呢？最多再加一个艰苦奋斗，来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的共同付出和艰苦奋斗，铸就了今天的华为。
我们在GSM上投入了十几亿研发经费，多少研发工程师、销售工程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努力、汗水和泪水。在1998年我们就获得了全套设备的入网许可证，但打拼了八年，在国内无线市场上仍没有多少份额，连成本都收不回来。2G的市场时机已经错过了，我们没有喘息，没有停下来，在3G上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研发和市场开拓，每年近十亿元的研发投入，已经坚持了七～八年，因为收不回成本，华为不得不到海外寻找生存的空间……
自创立那一天起，我们历经千辛万苦，一点一点地争取到订单和农村市场；另一方面我们把收入都拿出来投入到研究开发上。当时我们与世界电信巨头的规模相差200倍之多。通过一点一滴锲而不舍的艰苦努力，我们用了十余年时间，终于在2005年，销售收入首次突破了50亿美元，但与通信巨头的差距仍有好几倍。最近不到一年时间里，业界几次大兼并：爱立信兼并马可尼，阿尔卡特与朗讯合并、诺基亚与西门子合并，一下子使已经缩小的差距又陡然拉大了。我们刚指望获得一些喘息，直一直腰板，拍打拍打身上的泥土，没想到又要开始更加漫长的艰苦跋涉……
华为茫然中选择了通讯领域，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在于，所有行业中，实业是最难做的，而所有实业中，电子信息产业是最艰险的；这种不幸还在于，面对这样的挑战，华为既没有背景可以依靠，也不拥有任何资源，因此华为人尤其是其领导者将注定为此操劳终生，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泪水，经受更多的煎熬和折磨。唯一幸运的是，华为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遇上了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公司高层领导虽然都经历过公司最初的岁月，意志上受到一定的锻炼，但都没有领导和管理大企业的经历，直至今天仍然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因为十余年来他们每时每刻都切身感悟到做这样的大企业有多么难。多年来，唯有更多身心的付出，以勤补拙，牺牲与家人团聚、自己的休息和正常的生活，牺牲了平常人都拥有的很多的亲情和友情，消蚀了自己的健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沮丧和受挫的痛苦，承受着常年身心的煎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毅力，才带领大家走到今天。
十八年来，公司高层管理团队夜以继日的工作，有许多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24小时不能关手机，随时随地都在处理随时发生的问题。现在，更因为全球化后的时差问题，总是夜里开会。我们没有国际大公司积累了几十年的市场地位、人脉和品牌，没有什么可以依赖，只有比别人更多一点奋斗，只有在别人喝咖啡和休闲的时间努力工作，只有更虔诚对待客户，否则我们怎么能拿到订单？
为了能团结广大员工一起奋斗，公司创业者和高层领导干部不断地主动稀释自己的股票，以激励更多的人才加入到这从来没有前人做过和我们的先辈从未经历过的艰难事业中来，我们一起追寻着先辈世代繁荣的梦想，背负着民族振兴的希望，一起艰苦跋涉。公司高层领导的这种奉献精神，正是用自己生命的微光，在茫茫黑暗中，带领并激励着大家艰难地前行，无论前路有多少困难和痛苦，有多少坎坷和艰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因此，世界巨头都云集中国，公司创立之初，就在自己家门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竞争，我们不得不在市场的狭缝中求生存；当我们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时，放眼一望，所能看得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抢占一空，只有在那些偏远、动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他们动作稍慢，投入稍小，我们才有一线机会。为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无数优秀华为儿女离别故土，远离亲情，奔赴海外，无论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还是在硝烟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海啸灾后的印尼，以及地震后的阿尔及利亚……，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为人奋斗的身影。我们有员工在高原缺氧地带开局，爬雪山，越丛林，徒步行走了8天，为服务客户无怨无悔；有员工在国外遭歹徒袭击头上缝了三十多针，康复后又投入工作；有员工在飞机失事中幸存，惊魂未定又救助他人，赢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员工在恐怖爆炸中受伤，或几度患疟疾，康复后继续坚守岗位；我们还有三名年轻的非洲籍优秀员工在出差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罹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十八年的历程，十年的国际化，伴随着汗水、泪水、艰辛、坎坷与牺牲，我们一步步艰难地走过来了，面对漫漫长征路，我们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3、虔诚地服务客户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
还记得，经历90年代初艰难的日子，在资金技术各方面都匮乏的条件下，咬牙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紧紧依靠集体奋斗，群策群力，日夜攻关，利用压强原则，重点突破，我们终于拿出了自己研制的第一台通讯设备——数字程控交换机。1994年，我们第一次参加北京国际通讯展，在华为展台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新的生活，全靠我们自己”这句话非常地与众不同，但对华为员工来讲，这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设备刚出来，我们很兴奋，又很犯愁，因为业界知道华为的人很少，了解华为的人更少。当时有一个情形，一直深深地印在老华为人的脑海，经久不褪：在北京寒冬的夜晚，我们的销售人员等候了八个小时，终于等到了客户，但仅仅说了半句话：“我是华为的……”，就眼睁睁地看着客户被某个著名公司接走了。望着客户远去的背影，我们的小伙子只能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咀嚼着屡试屡败的沮丧和屡败屡战的苦涩：是啊，怎么能怪客户呢？华为本来就没有几个人知晓啊。
由于华为人废寝忘食地工作，始终如一虔诚地对待客户，华为的市场开始起色了，友商看不到华为这种坚持不懈的艰苦和辛劳，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曲解，不能理解华为怎么会有这样的进步。还是当时一位比较了解实情的官员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华为的市场人员一年内跑了500个县，而这段时间你们在做什么呢？”当时定格在人们脑海里的华为销售和服务人员的形象是：背着我们的机器，扛着投影仪和行囊，在偏僻的路途上不断地跋涉……。
在《愚公移山》中，愚公整天挖山不止，还带着他的儿子、孙子不停地挖下去，终于感动了上帝，把挡在愚公家前的两座山搬走了。在我们心里面一直觉得这个故事也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华为十八年来，尤其是90年代初中期和海外市场拓展最困难时期的情形：是我们始终如一对待客户的虔诚和忘我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感动了我们的客户!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客户让我们有了今天的一些市场，我们永远不要忘本，永远要以宗教般的虔诚对待我们的客户，这正是我们奋斗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海外市场，我们的差异化优势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比较快(比如泰国AIS，我们因为比友商项目实施周期快3倍，才获得了服务AIS的机会)。因此，海外合同要么交付要求比较急，要么需求特殊，需定制开发，研发、用服、供应链等只有赶时间、抢进度，全力以赴才能抓住市场机会。
在资金缺乏、竞争激烈的独联体市场，华为人忍辱负重、默默耕耘了10年，从获得第一单38美元的合同起，集腋成裘，到2005年销售额6亿美元，成为公司重要的市场。在要求严格的欧洲市场，经历三年的认证，我们终于通过了BT的考试，成为BT重要合作伙伴；为获得中东某电信运营商的认可，面对世界级电信设备商的竞争，我们冒着室外60度的高温进行现场作业，长达数月，靠着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诚意，经过2年多的坚持不懈，终于开通了我们全球第一个3G商用局……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和挣扎，我们取得了一点成绩。这里要感谢长期支持华为的客户，没有客户的支持、信任和压力，就没有华为的今天。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依靠华为不断地艰苦奋斗得来的。现在我们的客户也在不断地进步，来自客户需求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没有理由停下来歇一歇，必须更加努力，来回报客户对我们的信任。
4、天道酬勤，幸福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
大多数华为员工来自山区、乡村和城镇，许多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体会到生活的艰辛。父母在他们那个年代和环境里努力用他们的付出，把我们抚养大，从他们身上，我们知道了生活的含义，领悟到了我们现在身上的责任。我们用自己劳动收获寄回了孝敬父母的第一笔钱，虽然可能微薄，但其中的滋味难以言述，就像我们第一次拿到海外的合同一样，从心底里舒畅、宽慰和喜悦。当我们自己成为了父母，看着我们的小孩由于我们劳动的付出而能够那么安详地吮吸着生命的乳汁，露出香甜而无忧无虑的睡容，听着老奶奶讲着古老的传说，互相分享着格林的童话，尽情地享受着天真而稚趣的童年……我们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神圣的责任感。
我们的劳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增进了人们的沟通，而且也一天一天地充实着我们自己，丰实着我们家人的生活，也在一年一年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分享劳动果实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未来的憧憬，这些在慢慢地加深着我们对劳动本身的体悟和认识。热爱劳动不仅仅是一种美德，劳动中的人也是美的，在劳动中品尝到一种愉悦甚至幸福。当看着我们贫瘠的土地变成了绿洲，当看着事先连想都不会想像到的、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成果在我们勤劳的双手中不断地创造出来时，这种心情是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表达的，真可谓天道酬勤，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拼搏的路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当复杂的3G网络芯片一次投片成功时；当新机器打通电话，机器上的信号灯如繁星般闪烁时；当我们翻山越岭，克服高原缺氧，为西藏最后一个不通电话的墨脱县实现了通话，藏族同胞载歌载舞，献上洁白的哈达时，我们为之欢呼雀跃，欢乐抚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斗在我们额头上刻下的皱纹。我们使最封闭的山村一步跨入了现代文明世界，使世代穷苦的村民借助现代通信手段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即便是我们为某个非洲国家安装通信网络设备而长途颠簸，顶着赤道的烈日，走戈壁，穿沙漠，但这种经历未必不是一种值得津津乐道的人生体验，更不要说非洲小男孩，有生第一次通过我们的无线网络与外部世界通话时脸上欢快而惊奇的表情，那时我们心头洋溢着的是自豪与喜悦。
一代一代的华为人，他们是敬业的，又是乐观向上的，这种乐观不仅表现在工作生活上，还表现在对待困难和压力上。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正如一位员工所说：“是因为心中有爱。这个爱，不仅表现在对客户、同事和家人的关爱、真诚上，也表现在对祖国、对公司的热爱与忠诚上。
奋斗就是付出，付出了才会有回报。多年来我们秉承不让雷锋吃亏的理念，建立了一套基本合理的评价机制，并基于评价给予激励回报。公司视员工为宝贵的财富，尽力为员工提供了好的工作、生活、保险、医疗保健条件，为员工提供业界有竞争力的薪酬，员工的回报基于岗位责任的绩效贡献。
公司创业之初，根本没有资金，是创业者们把自己的工资、奖金投入到公司，每个人只能拿到很微薄的报酬，绝大部分干部、员工长年租住在农民房，正是老一代华为人“先生产，后生活”的奉献，才挺过了公司最困难的岁月，支撑了公司的生存、发展，才有了今天的华为。当年他们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了公司的内部虚拟股，到今天获得了一些投资收益，这是对他们过去奉献的回报。我们要理解和认同，因为没有他们当时的冒险投入和艰苦奋斗，华为不可能生存下来。我们感谢过去、现在与公司一同走过来的员工，他们以自己的泪水和汗水奠定了华为今天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们奠定与传承了公司优秀的奋斗和奉献文化，华为的文化将因此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为了适应未来的发展，我们正在推行人力资源变革。这次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支宏大的，能英勇奋斗，不畏艰难困苦，能创造成功的干部员工队伍。我们将推行“以岗定级、以级定薪、人岗匹配、易岗易薪”的工资制度改革，实行基于岗位责任和贡献的报酬体系，为更多新人的成长创造空间。任何员工，无论新老，都需奋斗。从高层管理团队到每个基层员工，只有保持不懈怠的状态，华为才能活着走向明天。
5、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
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谈到，“中华民族历来以勤劳勇敢、不畏艰苦著称于世。我们的古人早就讲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 ‘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等等。这些警世名言，今天对我们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做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
同样，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企业，也是难以长久生存的。而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员工，沾染了娇骄二气，开始乐道于享受生活，放松了自我要求，怕苦怕累，对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对待遇斤斤计较，这些现象大家必须防微杜渐。不能改正的干部，可以开个欢送会。全体员工都可以监督我们队伍中是否有人(尤其是干部)懈怠了，放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对我们高层管理者。我们要更多地寻找那些志同道合、愿意与我们一起艰苦奋斗的员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要唤醒更多的干部员工认识到艰苦奋斗的重要意义，以艰苦奋斗为荣。
我们要勤奋，但也巧干。这就是要通过坚持不懈的管理改进和能力提升，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人均效益。这些年来，公司一直在流程、组织、IT建设等方面持续地变革和优化，努力推动管理改进，但与西方友商相比，在全球化管理体系的成熟度上，在管理者自身经验和能力上，我们仍然有着明显的差距。我们从青纱帐里出来，还来不及取下头上包着的白毛巾，一下子就跨过了太平洋；腰间还挂着地雷，手里提着盒子砲，一下子就掉进了TURNKEY工程的大窟窿里……，我们还无法做到把事情一次做正确，很多工作来不及系统思考就被迫匆匆启动。
管理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我们压力大、负荷重。面对国际化的残酷竞争，我们必须提升对未来客户需求和技术趋势的前瞻力，未雨绸缪，从根本上扭转我们作为行业的后进入者所面临的被动挨打局面；我们必须提升对客户需求理解的准确性，提高打中靶心的成功率，减少无谓的消耗；我们还要加强前端需求的管理，理性承诺，为后端交付争取到宝贵的作业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急行军；我们要提升在策划、技术、交付等各方面的基础积累，提升面对快速多变的市场的准备度和响应效率。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好的策划，谋定而后动，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在组织内传播共享。
我们的管理者，特别是大批年轻的基层管理者，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加强学习，积累管理经验。对事的管理上，要做好计划，要合理分配工作，合理规划工作节奏，张驰有度，攻下一个山头后，团队要注意适当休整、认真总结。在对人的管理上，要加强对下属的关心和爱护，多一些沟通和辅导，润物无声，帮助下属提高技能和效率，培养工作中的自信心、成就感。
2005年春节晚会上，《千手观音》给了我们很大震撼。那些完全听不到声音，也许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声音的孩子，竟然能形成那么整齐划一的动作，那么精美绝伦的演出，其中的艰辛和付出可想而知。华为数万名员工，正同他们一样，历经千辛万苦，才取得今天一点进步。但我们始终认为华为还没有成功，华为的国际市场刚刚有了起色，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以往更严峻。全球超过10亿用户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已经进入了100多个国家，海外很多市场刚爬上滩途，随时会被赶回海里；网络和业务在转型，客户需求正发生深刻变化，产业和市场风云变幻，刚刚积累的一些技术和经验又一次面临自我否定。在这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决不能分心，不能动摇，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外界的质疑，动摇甚至背弃自己的根本，否则，我们将自毁长城，全体员工十八年的辛勤劳动就会被付之东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一个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开拓的征途中，注定是艰难的，但意义也将是非同寻常的。
幸福不会从天降，全靠我们来创造，天道酬勤。